对于人大监督的性质，在人大实务界和理论研究界有两种代表性的意见：一种意见认为人大监督是对“一府两院”工作的支持；另一种意见认为人大监督是对行政权、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约，即 “支持论”与“制约论”。这两种观点，曾经有过较长时间的争论。随着人大监督实践的发展，目前走出对人大监督的认识误区，对于纠正和解决当前人大监督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很有意义。

　　“支持论”者认为，人大与 “一府两院”虽然职责不同，行使职权的角度和方式不同，但工作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，都是在党的领导下，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，以维护好、实现好、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。应该说这种想法本身无可厚非，只是如此肯定地认为人大监督就是支持，会使人大监督带着主观意向去观察和分析问题，从而使人大监督失去较客观的立场。可见，“支持论”有事先定调、主题先行之弊。人大监督实践中，由于过分强调支持，一些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“一府两院”工作肯定成绩多、指出问题少，总结经验多、反思教训少，振奋鼓舞多、冷静思考少，对于该指出的失误和问题轻描淡写，而真诚的批评和睿智的见解也较难见到。

　　“制约论”者所持的论据是，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，应当以权力制约权力。这句话很有说服力。遗憾的是，“制约论”在人大监督实践中真正应用起来是有困难的，它似乎不符合我们民族崇礼、尚和、贵同的文化心理。我们的文化传统重礼义、讲中庸、尚和谐，不喜欢走极端、搞对抗、伤和气，这样的传统观念影响深刻，愤切的言词、激烈的辩论、严厉的批评往往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。就人大监督来看，监督法规定的询问和质询、特定问题调查、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这三种比较有力度的刚性监督方式很少运用，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故而“制约论”虽然在对权力本性的揭示上很到位，但若把人大监督等同于权力制约，容易把被监督者置于监督者的对立面。

　　正确定位人大监督，重要的是要把手段、方法与目的、效果区分开来。就是说，人大监督从手段、方法上讲是制约，即人大常委会对“一府两院”的工作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用宪法和法律法规予以衡量，发现问题，分析原因，提出批评、意见和要求，保证行政权、审判权和检察权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设计的规范运行。从目的、效果来看，则可理解为支持，即促进依法行政、公正司法，这与“一府两院”的工作追求是完全吻合的。

　　总而言之，人大监督的特性从工具理性讲是制约，从价值理性讲是支持。落实到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实践中，就是要通过制约的方法，达到客观效果上的支持。不能把目的当作手段，也不能把手段当成目的，避免对人大监督作教条式和片面化的理解，进而走出认识误区，在人大监督实践中大胆进行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。

（转自人民代表网）

（责任编辑　杨勇）